夜半书灯丨中央红军长征女战士最终只24人到陕北,她们经历了什么?

来源:未知日期:2019-07-11 21:12 浏览:


 

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

农历乙亥年六月初八   反映长征的油画

“ 遇事无难易,而勇于敢为。”【典出】

宋·欧阳修《尹师鲁墓志铭》

——习近平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的主旨演讲》等文中引用

 

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。这不是出于怜爱,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,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。

   ——海伦·斯诺

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。

 

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里,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,她们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,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,走过万里征程,胜利到达陕北。

 

红军3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,其中中央红军有32名,红二方面军有20多名,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,红二十五军有7名,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余人!

 

女红军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,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。

 

参加长征的32名中央女红军大都成为共和国妇女战线上的女杰!

 

这32位女红军是:蔡畅、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刘群先、李坚真、李伯钊、钱希均、陈慧清、廖似光、谢飞、周月华、邓六金、金维映、危拱之、王泉媛、李桂英、阚思颖、危秀英、谢小梅、钟月林、吴富莲、杨厚珍、萧月华、李建华、曾玉、刘彩香、邱一涵、吴仲廉、彭儒、黄长娇。

 

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,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?

 

原来有2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,1名是曾玉,另1名已无从考证了。

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,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,竟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,成为“编外”成员。

 

因为是“编外”,她没有口粮,没有装备,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,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,紧紧跟随着大部队。

 

曾玉的坚强和执着,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。蔡畅、邓颖超、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,匀一口饭给她吃,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。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,就决不让她掉队!

 

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:

 

第一,必须是中共党员,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;

 

第二,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,会做群众工作;

 

第三,身体强壮,能适应艰苦的环境。

 

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,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。

 

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,但经过严格的检查,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。

 

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。

 

其实,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。

 

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: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,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,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,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,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,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。

 

长征伊始,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,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:不掉队,不戴花,不当俘虏,不得8块钱!当时部队有条纪律,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,就会被“寄”在老百姓家里,组织上留下8块钱作为生活费。

 

“寄”,在当时是一个最可怕的字眼。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,不怕饥寒疲劳,就怕一个“寄”字。

 

为了便于统一行动,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,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,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,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,她们自己照料自己。

 

由于条件的限制,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,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,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。

 

最令人感慨的是,在这32人中,还有一个“小脚女人”,她就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。

 

她克服了一切困难,最终到达了陕北,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!

 

危秀英,是出了名的“小个子”,却是抬担架最多、救人最多的一位。

 

一次,邓六金发烧。一路上,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,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,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。到了晚上,两个人依偎着仅靠半条毛毯取暖。

 

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,实在过意不去,含着眼泪说:“秀英,你走吧,把我留下,要死就死我一个……”

 

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不!我们都不能死!革命还没有成功,只要我在,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。”她们相互扶持,最终走完了长征路。

 

令人惋惜的是,32名女红军中,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。

 

李桂英行走困难,不能再随部队作战。领导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,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。

 

1936年12月底,由于叛徒告密,游击队被敌包围。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,先后身负重伤,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。

 

李桂英和阚思颖被俘后,始终坚贞不屈。李桂英任凭敌人逼供引诱,就是闭口不言,以至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,最后被辗转关押,送至国民党重庆“反省院”。

 

1937年9月,在中共中央的竭力营救下,她们才得以脱离虎口。

 

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,彭儒、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,实际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长征路。

 

最终,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。

 

摘自2016年第10期《档案记忆》​​​​

 

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

农历乙亥年六月初八   反映长征的油画

“ 遇事无难易,而勇于敢为。”【典出】

宋·欧阳修《尹师鲁墓志铭》

——习近平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的主旨演讲》等文中引用

 

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。这不是出于怜爱,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,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。

   ——海伦·斯诺

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。

 

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里,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,她们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,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,走过万里征程,胜利到达陕北。

 

红军3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,其中中央红军有32名,红二方面军有20多名,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,红二十五军有7名,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余人!

 

女红军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,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。

 

参加长征的32名中央女红军大都成为共和国妇女战线上的女杰!

 

这32位女红军是:蔡畅、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刘群先、李坚真、李伯钊、钱希均、陈慧清、廖似光、谢飞、周月华、邓六金、金维映、危拱之、王泉媛、李桂英、阚思颖、危秀英、谢小梅、钟月林、吴富莲、杨厚珍、萧月华、李建华、曾玉、刘彩香、邱一涵、吴仲廉、彭儒、黄长娇。

 

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,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?

 

原来有2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,1名是曾玉,另1名已无从考证了。

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,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,竟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,成为“编外”成员。

 

因为是“编外”,她没有口粮,没有装备,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,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,紧紧跟随着大部队。

 

曾玉的坚强和执着,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。蔡畅、邓颖超、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,匀一口饭给她吃,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。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,就决不让她掉队!

 

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:

 

第一,必须是中共党员,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;

 

第二,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,会做群众工作;

 

第三,身体强壮,能适应艰苦的环境。

 

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,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。

 

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,但经过严格的检查,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。

 

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。

 

其实,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。

 

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: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,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,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,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,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,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。

 

长征伊始,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,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:不掉队,不戴花,不当俘虏,不得8块钱!当时部队有条纪律,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,就会被“寄”在老百姓家里,组织上留下8块钱作为生活费。

 

“寄”,在当时是一个最可怕的字眼。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,不怕饥寒疲劳,就怕一个“寄”字。

 

为了便于统一行动,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,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,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,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,她们自己照料自己。

 

由于条件的限制,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,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,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。

 

最令人感慨的是,在这32人中,还有一个“小脚女人”,她就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。

 

她克服了一切困难,最终到达了陕北,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!

 

危秀英,是出了名的“小个子”,却是抬担架最多、救人最多的一位。

 

一次,邓六金发烧。一路上,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,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,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。到了晚上,两个人依偎着仅靠半条毛毯取暖。

 

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,实在过意不去,含着眼泪说:“秀英,你走吧,把我留下,要死就死我一个……”

 

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不!我们都不能死!革命还没有成功,只要我在,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。”她们相互扶持,最终走完了长征路。

 

令人惋惜的是,32名女红军中,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。

 

李桂英行走困难,不能再随部队作战。领导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,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。

 

1936年12月底,由于叛徒告密,游击队被敌包围。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,先后身负重伤,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。

 

李桂英和阚思颖被俘后,始终坚贞不屈。李桂英任凭敌人逼供引诱,就是闭口不言,以至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,最后被辗转关押,送至国民党重庆“反省院”。

 

1937年9月,在中共中央的竭力营救下,她们才得以脱离虎口。

 

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,彭儒、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,实际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长征路。

 

最终,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。

 

摘自2016年第10期《档案记忆》​​​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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